研讨会纪要 (第2/3页)

同的总统他得出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这是很能理解的。

    那么究竟谁是反英雄，包括国画这些作品，原则上各有各的好处，艺术上各有各的长处。

    在所谓新英雄的小说创作中，我觉得柯云路的龙年档案应该说是最棒的一部。最棒就在于，它首先是作家的创作。很多小说在我们看来跟政客的创作差不多，绝不是纯作家的创作。柯云路是很真诚的一种创作，起码很尊重读者，不像一些别的创作把读者的智商看得太低了，也把故事里面的人物智商看得太低了。柯云路是作家的创作，保持了作家的一种良知，社会责任感。仅仅说好话是容易的，也能够得到社会赞赏，但是真正对于社会有什么好处就很难说了。

    我认为：第一，英雄是否在今天存在第二，所谓的英雄对这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能否起到作用都是两说。某些小说中的人物，连老婆贪污偷人他都不知道，对他的智商我都表示怀疑，其余更空泛的东西就更不用说了。

    另外我觉得，龙年档案是一部比较艺术的小说，它的情节性很强。动作小说并没有什么不好，你要达到金庸的小说这种成就就非常之棒。会写故事，有情节的创造力，这是一个作家的最基本的能力。有人连故事都写不下去，情节的创作都没有，很难说是一部小说。

    龙年档案跟很多小说相比，人物也是很多的。这些人物都是有作用的，四个市委副书记，四个副市长，首先是中国特色。中国人太多了，安排的位置，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作用。像许怀琴这个市委副书记，中国有很多这样的人，就是专听第一把手的，第一把手要她就是要她那一票。贾尚文原来是反对罗成去的，到最后慢慢地转向罗成，这里说明基本的人心还是向善的，如果有一种比较好的东西，还是能够征服人的。

    第三，我觉得龙年档案是一个中年人的小说。

    所谓中年人的小说，首先是跟新星相比。新星是柯云路很年轻时候的一种创作，有一种锐气，有一种勇气，李向南是一个很理念的形象，很理想主义的东西，李向南作为一种新干部的典型，我们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经过十几年的民间的沧桑以后，柯云路在这种年龄应该认识到，中国的现实问题不仅仅是一两个清官能够解决的，更不是很容易地解决的。它有希望，但是要经过很艰苦的努力。

    再就是罗成的整个表现，实际上比李向南更显示出一种智慧。他不仅仅像李向南一样无遮无挡地猛冲猛打，他是很有智慧的，有理有力有节。在权力这个游戏场中，他很懂得运用规矩。像匿名信出来以后，他就带着它到常委会去，你龙福海不是很会利用常委会操纵多数票，这里面挺有学问。柯云路对这种官场琢磨得很透，所谓常委会，所谓民主集中制，是我们一个伟大的创制，归到底要怎么玩，谁玩得好，这里有很大的弹性，有很微妙的东西。

    首先，谁进常委会，谁决定谁进常委会，就是一个问题。所以权力圈小集团多，小帮派多，这都有关系，因为关键的时候，如果多有一票投他，就羸了。掌握多数票不仅能够在必要的时候打败对手，关键的时候还可以用来推卸责任，这是集体决定的，实际上是他玩的猫腻。

    柯云路写出的东西是很丰富的，他写出第一把手和第二把手的关系，实际上也是一种中国的特色，所谓一哥玩二哥怎么相处的问题。第一把手要为难起第二把手，第二把手是很难受的，干好了也不是，干不好也不是，是中国一个很有特色的东西。小说中很尖锐地揭示了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很有价值的。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是，柯云路的创作是很理性的，带有理性的色彩。是不是这就不好反过来说，所谓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有几部不是理性演绎的东西十九世纪很多经典名著实际上都是理性演绎的东西。一方面，我觉得它起码有社会内容社会分量的东西在里面，另外，起码应该有一点作家的思想在里面，它比纯粹感性纯粹感觉的小说在某些方面有更重一点的分量，更符合我们的需要。

    龙年档案这部小说的情节线很单一，矛盾也很单一，就是写龙福海和罗成这两个人的冲突斗争，但实际上内容又是挺丰富的。因为这是写男人的故事，写男人与男人的斗争，这好像是柯云路的一个特长，他好像很喜欢写男人之间那种权力的斗争，斗智斗勇中感受到一种激情一种快乐。吴天明看了以后感到很激动，就有可能与这方面有关系。因为两个都是强有力的男人，谁都不服谁，斗起法来是很有意思的。

    刚才有人说罗成没有缺点，我觉得罗成有个很大的缺点，对于我们当代中国人来说，他不听领导的话，这是最大的缺点。他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觉得就是刚才这一点，显出了罗成放在西方社会也是个好干部，放在中国社会也是个好干部。他不像那种很听话的英雄，他仅仅是想干事，有种所谓职业道德，既然坐在这个位置上，就要把事情干好。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品质，一种价值。

    单一的情节，单一的故事，它让人觉得内容很丰富性，为谁当官，如何当官，这些最基本的东西。中国特色的权力运作，里面很多微妙的东西，这里就表现出作者很有智慧。权力怎么操作，常委会怎么运作，怎么拨拉人头，然后罗成又是怎么去对付。结果两个男人之间各展手段，这就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小说。

    它带有一点权谋性，而能写出这种小说的作者肯定应该是比较有智慧的。简简单单地说一种故事，是没有多少意思的。

    随着英雄主义的创作，应该说柯云路现在赞赏的英雄应该和李向南不太一样了，他更赞赏罗成这种，为了结果正确，手段可以灵活一些，既然人家可以用来对付我们，我们也可以用来对付人家。权力你不去争，没人会给你。你能去求到，要到，争到，这是一种本事。关键是你争到要到以后，怎么运用这个权力。从这点上讲，柯云路现在更成熟了，人生经验更为丰富了。

    从这个小说我看出，柯云路的创作，他的文学观念和小说观念也有所变化，新星的时候，他基本上是把李向南当作一种现实的人物，而到了罗成龙福海，他基本上是把他们当做一种小说人物、艺术人物去表现。仅仅是在讲故事。

    这实际上是一种很高的智慧，柯云路已经玩得非常漂亮，可以说淋漓尽致。怎么去体会，怎么去体验，这是某种个人的事。那里面很多东西都是很有内容，很值得去琢磨的。你想得到多少东西，就得看有多少理解力。

    这部作品有两个值得我们思考的东西，一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理性的创作，不见得一概地贬低，有些东西我觉得是应该要提倡的。一方面，我们提倡作家要有思想，另一方面，又认为所谓理性的创作是一种什么什么的创作，这是自相矛盾的。第二个，套路是不是就是很可怕的东西从形式上，龙年档案并没有特别大的创新。这并没有影响这部小说成为很有吸引力、很好看的一部小说。就看你怎么去处理，怎么去写这些东西。

    作为一个有争议的作家的注定会有争议的小说，我很理解柯云路为什么那么谨慎，为什么要把它写得那么纯洁，可能他是要尽量避免一些小方面的矛盾，小方面的漏洞，以免引来更大的风波。这毕竟也是一种悲哀。他今天的创作应该是非常从容的创作。一方面，它克服了很多浮躁的东西，没有像很多作品一样，有个主题就集中力量去表现它。虽然龙年档案主题的东西也是很明确的，但他基本上是用形象用故事用情节去展开，没有急着去先讲这个东西。

    此外，作为弘扬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小说，龙年档案同样能够写得很生动，很好看，关键就看作者有没有这样的功力，有没有那种真正小说家的那种气派，那种追求。

    对于柯云路重新回到文坛，表示衷心的祝贺。

    最根本要创造一个制度环境

    陈吉元：中国社科院原农村所所长、研究员、博导

    很高兴能参加今天这样一个文学讨论会。前边发言的各位都是文学评论家，我只能作为一个普通读者讲一些感想。

    柯云路在龙年档案的封面上明确写出“本书纯属虚构”，怕这本书再招惹起来各种麻烦。其实我觉得这本书是把我们的一些经济理论观点把它形象化，通过艺术的典型阐明了一些深刻的经济学道理，这样让读者读起来就更容易接受，更有亲切感。

    首先一点，难能可贵的就是柯云路的龙年档案站的视野很高，他的主题或者说总纲是个什么呢我体会，就是政府创造环境，各界创造财富。也就是说，要通过罗成为代表的一些改革家，在非常复杂非常艰难的环境下，为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做出个人的努力甚至是牺牲。这样的改革人物，柯云路虽说是“本书纯属虚构”，但是据我感受，我们在全国包括在山西都看到过这样的人物。

    比如我有一个朋友，八十年代是县委书记，现在是市委书记，中间也是有一些年没有充分发挥作用，没有把他的才智、干劲充分发挥出来。他的一个主导思想，就叫做“政府创造环境，人民创造财富”。当县委书记时，他提出过搭台唱戏，到现在政府创造环境，人民创造财富。我们认为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改革环境。改革什么样的环境呢具体说有政策环境，有投资环境，有生产环境，有生活环境。罗成到了天州以后，他所做的那些事情都是在创造环境。但是说到底，最根本他是要创造一个制度环境。没有一个制度环境，我看别的环境都还是摆在第二位的。

    这是我感受的一点。

    第二点，把反这个主题写成小说，现在我们看到了不少，但是像这本书直截了当地写农村改革，这么系统，这么深入，我感到也是很难得的。写城市改革的书很多，写部门改革的书很多，写政府机构改革的书很多，但是写农村改革的书相对来讲还比较少。特别是能够对于我们中国八亿多最贫苦的农民，他们贫困的根子在什么地方，我看挖掘的是比较深刻的。从女教师打毛衣，给一个小孩半夜还要辅导功课，我看你那个概括比我说可能还好，就是“老师领不到工资，难着；农村娃上不了学，穷着；牛半夜摇铃铛，饿着”，这就是对我们农村贫困面貌的一个真实写照。

    我们农村的贫困，刚才有一位先生说，800美元就算小康。我看我们距800美元还远得很呢。我们现在农民人均年收入才2300多元。你描写农村那几个东西带有相当的普遍性。那么根子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我们农村这么穷过去我们研究农村问题的同志曾经说，农村问题不在农村本身，要跳出农业抓农业。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发展战略得变，真正把农业摆在应有的高度来重视农业。现在什么钱都可以花，就是一到发展农业就没有钱。那么，这是一个发展战略的转变。而发展战略的转变，又有一个人的思想的转变。所以归根到底，我看还有一个体制的改变，就是农村体制要有一个根本的改变。

    书中的主人公罗成的斗争坚定性这一面写的笔墨是相当多的，灵活性也不能说没有。如果他没有灵活性，不按照我们党现有的一些程序办事，他是寸步难行的。所以必要的程序他还要遵循。当然这里边也有可以值得进一步研究的东西，怎么样能够更有效地实现目标的办法

    我就简单讲几句外行话，谢谢大家。

    政治文化与类武侠小说

    孟繁华：文艺评论家

    我特别同意以上几位先生对于龙年档案的比较好的这一面的评价。

    应该说，今年我读了十几个长篇，龙年档案这部小说是最，但同时也感到它有一些问题，我觉得也需要对龙年档案提出批评。我认为真正的文学作品，有价值的作品，才值得去批评。

    我的文章题目叫做“政治文化与类武侠小说”。

    九十年代以来官场小说的繁荣，可能来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权力异化导致的官场，它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文学有义务对此做出必要的反映。一个是商业文化的驱使，商业文化可以消费一切。当官场以文学的形式出现在文化市场的时候，事实上已经作为一种可供展示的奇观被消费着。这两方面的原因导致两种不同的观赏反映。一种是以文化批判为目标诉求的，它在揭示权力的同时，进一步揭示了滋生这种现象的文化土壤。一种是以正剧或闹剧的形式搭乘了商业霸权主义的快车，在展示官场并以正义正确的面貌出现的同时，实现了市场价值的目标。它们在印刷媒介完成了本文之后，又可以改编成其他形式，在大众传媒中的流播，进一步证实了它的市场价值，但这一部分官场小说的非文学特征是非常明显的。

    官场小说是权力支配下的政治文化的一种表溢形式。所谓政治文化，就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本民族的历史和现代社会经济、政治活动的进程所形成的。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于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决策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映。

    有的政治学家对政治文化的解释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它专门指向一个民族群体的政治心态，或者民族在政治方面的群体主观取向。

    第二，它强调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的社会运动对群体政治心态类型的影响。

    第三，它注重群体政治心态对于群体政治行为的制约作用。

    政治文化不是社会的整体文化，但是作为社会总体文化包容的一部分，就可以把它看做是社会群体对于政治的一种情感和态度的简约表达。既然政治文化规约了民主群体的政治心态和主观取向，权力拥有者作为民族群体的一部分，也必然要受到政治文化的制约。因此，把官场的权力争夺和官场仅仅归于商业主义或市场的意识形态霸权的建立是不够。

    事实上，它背后最具支配性的因素是权力意志和权力崇拜。

    在传统文化那里，虽然“万般皆下品，唯有独书高”，但“学而优则仕”才是真正的目的。入朝作官，兼胜天下，不仅是读书人的价值目标，而且也是人生的最高目标。要兼胜天下，就要拥有权力。权力意志和兼胜天下是相伴相随的。对于更多的不能够兼胜天下入朝作官的人来说，权力崇拜或者说权力畏惧，就是一种没有被言说的文化心理。这种政治文化是一个事物的两面，它们之间的关系越是紧张，表达出的问题就越严重。

    龙年档案是一部反映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小说，它和我们读过的羊的门、国画、沧浪之水等小说是非常不同的。上述小说在不同的程度上揭示了政治文化在中国的深厚的土壤基础，或者说，无论出身于农民，还是知识分子，他们只要和权力接触，权力意识便会成倍膨胀，权力形成了一种无意识的与生俱来的。这就是政治文化对于一个民族文化心理难以抗拒的制约。

    但龙年档案不同。这里边的主要人物都已经是中国政治生活结构中的主要角色，作者表现这些人物的主要方法，是他们在权力结构中的不同身份，即改革者和利益集团的斗争。这些人物事实上是十多年前京都三部曲的延伸和发展，人物类型和斗争方式并没有超出京都三部曲的基本框架。这一方面可以看出政治文化在中国并没有本质性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可以认为作者在艺术处理上和结构故事方式同样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它是新星在十多年之后的重新书写。

    应该承认，龙年档案是一部非常，它的结构之缜密，叙事之流畅，文字之明快都显示出作家重出江湖之后武功依旧的风采。甚至作家对中国政治生活的熟悉，以及参与和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热情和愿望都在许多小说之上。

    但我必须坦率地说，这部好看的政治文化小说，事实上是一部类武侠小说，或者说，作家起码在叙事策略上，极大地汲取了武侠小说的方式和技巧。那么也就是说，我在批评这部小说的时候，用的是叙事学和语言学批评的方法。

    它特别类似于一个寻仇的故事，主人公罗成也恰似一个武功高强、具有道德意义的武林高手。在整治天州市的过程中，他虽然历尽艰险，步履维艰，但他天上人间飞檐走壁，最终实现了快意恩仇。在塑造罗成这个人物时，道德意义在作家那里仿佛是第一要义，他从一出道开始，就访贫问苦，镇压乡绅，进入天州之后，满眼不平事，然后是“比鸡起得早，比狗睡得晚”的勤政，处理上访，解决全市小学教室危改，处理天州机床厂危机，女儿遭害算，自己被累倒，微服私访黑三角，下井解救矿工等等，和武侠小说中的英雄磨难一脉相承。如果写成章回体，就是一部地道的武侠小说。在道德的意义上，罗成已经不战自胜。他甚至很少跟自己的对手龙福海正面冲突，但他却在围魏救赵的外围功夫上打败了龙福海。而龙福海则是一个相当脸谱化的邪恶势力的代表，他除了摆弄人头搞阴谋之外，好像什么事都不做。这个叙事模式同“文革”时期的低头拉车与抬头看路的斗争，新时期的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事实上是没有区别的。同柯云路自己的三千万、京都三部曲的叙事策略也没有太大区别。

    在试图反映和揭示中国当代社会现实问题的作品中，道德化是一个普遍采取的策略，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清官一定会战胜贪官，乃至大团圆的结局，满足了普通文学消费者的阅读期待，这也是这类作品受到普遍欢迎的文化接受心理。但问题是，当下的中国，道德的文学叙事很可能遮蔽了更重要的问题。或者说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是否通过道德化就可以解决的。政治体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不是道德问题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