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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章 清明 (第2/3页)
语言描述的身体感受:
“不是排异反应。排异反应有标准——发烧、肿胀、接口周围的皮肤发红。医生能查出指标,能告诉你是怎么回事。风湿没有指标。机器说一切正常,但手腕告诉我一切不正常。每次变天之前,手腕从接口那里开始酸,慢慢往上走,走到肘关节,走到肩膀,走到脖子后面。不是剧烈的疼——是闷闷的、说不清位置的那种酸胀,像是在骨头缝里灌了凉风。早上起来最明显,活动一会儿会好一些。但我知道它还在——它只是被活动暂时掩盖了。不是消失,是潜伏。
我以前在物流公司开长途货车,每天跑好几百公里,手腕一直放在方向盘上,从来没觉得它有问题。后来公司引进了智能调度系统,要求所有司机植入接口——不是强制,但不用接口的人只能跑最短的线路,挣最少的钱。我签了手术同意书。同意书里没有提到风湿。公司说排异反应是'极少数',我的手术很顺利,前几年的随访也都正常。我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现在每天早上醒来先摸一下手腕。不是确认它还在——是确认它还疼不疼。“
周明远把这段话反复看了好几遍。窗外望京的楼群在清明前阴沉沉的天空下安静地站着,玻璃幕墙上反射出低垂的云层。T-017不是“被试“——他是一个有名字、有工作、有身体的活人。和曾经的他自己一样,他签手术同意书时反复检查了所有能查到的数据,以为自己算清楚了所有风险。但风湿不会被算进同意书的风险列表里,因为当他在签字时,风湿还没有被记录在医学文献中。
他把T-017的陈述和自己的排异日志在脑海中逐条对照。排异期的那些凌晨,他的手指在枕头上敲出凹坑。他当时描述不出那种感觉——“不是疼,不是麻,是一种不知道自己还在不在的茫然。“现在他知道了,那种感觉和T-017描述的“骨头缝里有凉风“属于同一种身体经验——无法被标准医学量表量化的不适,只能用日常语言描述,只能通过类比让没经历过的人大致理解。不同的是,他已经走完了那条路,平台期结束了,手指不再敲枕头。而T-017还在那条路上走着——不是排异期,排异期有明确的终点;是风湿,风湿没有终点,只有在天气变化时反复发作的疼痛和在影像学检查中永远找不到的病灶。
他在评估报告封面上写了一段伦理委员会的建议:“本委员会确认T-017专项医学评估结论。义体风湿作为WHO已正式列入全球不良反应监测的独立临床观察条目,在星核科技内部的安全基线框架中尚未被系统性地纳入风险评估。建议在下一版安全基线修订中增加'长期植入后慢性非特异性疼痛'的独立监测指标,包括游走性疼痛的发生率、与天气变化的关联强度、以及疼痛对日常功能的干扰程度。此项修订应作为安全基线季度更新的常规议题,不因个案数量不足而推迟。“
他将这份建议附在评估报告之后,提交给委员会的医学顾问和法务部代表。医学顾问在收到后不久就回复同意,并补充说义体风湿在行业内仍缺乏统一的临床诊断标准,星核科技如果能率先在安全基线中纳入慢性疼痛的监测指标,将对制定行业通用标准有参考价值。法务部代表回复说将在下次季度审查时,在安全基线更新版本中正式增加相关模块,并同步修订被试知情同意书中的长期风险提示部分。
清明前两天,国际数学联盟在官网上发布了一份名为《关于神经增强技术辅助数学研究的伦理准则(建议草案)》的文件。这份文件在发布之前已经在联盟内部的伦理委员会和几个主要国家的数学学会之间进行了几个月的讨论与修订,最终以“建议草案“的形式公开发布——不具有约束力,不构成同行评审要求,不影响已发表论文的学术效度。它是供全球数学界讨论和反馈的框架性文件。
草案的篇幅不长——核心建议只有短短几段。第一条:在使用神经增强技术辅助的数学研究中,研究者应在论文的方**部分“尽可能明确地“标注技术路径、数据来源和被试知情同意状况。“尽可能明确地“这个措辞经过了多轮讨论,最终选择了一个具有弹性的表述——它不要求研究者披露所有技术细节(因为部分技术路径可能涉及国防机密或商业机密),但要求研究者在不侵犯保密义务的前提下做到最大限度的透明。第二条:数学期刊的编辑和审稿人应对论文方**部分中“神经增强技术路径的伦理合规性“进行独立评估——不是评估数学本身的正确性,是评估证明所使用的技术手段是否经过了独立的伦理审查。这一条的措辞更为克制——用的是“建议“而非“要求“,用的是“评估“而非“审查“,并特别注明“伦理评估不构成对数学证明本身的质疑“。第三条:对于基于已知或合理怀疑使用了非自愿人类被试的神经增强实验数据完成的数学研究,联盟“建议“数学期刊在发表时附加相应的伦理标注,并在论文的荣誉归属(如署名、奖励提名)中“适当考虑“这一因素。
草案发布当天,几家国际科技媒体迅速做出了报道。其中一家在全球数学界有广泛影响力的期刊在其网站上刊登了一篇评论文章,标题是“数学终于开始问'你怎么知道的'——而不仅仅是问'你知道什么'“。文章的作者是一位年长的数理逻辑学家,他在评论中写道:“这份草案不会改变任何数学定理的真假。庞加莱猜想的证明不会因为这份草案而失去任何逻辑效度,千禧难题也不会因为伦理争议而被推翻。但这不代表这份草案没有意义——它标志着数学界第一次正式承认,在'真理'和'通向真理的途径'之间,存在一个需要被公开记录和讨论的空间。这个空间在过去几千年里被视为无关紧要——数学家们相信,真理的光芒足以掩盖发现真理的手段。但现在手段本身开始具有道德重量,而数学界还不习惯称量这种重量。这份草案不是答案。但它提出了正确的问题。“
另外一些声音则更加审慎。有一家英国保守派媒体的评论文章警告说,将伦理标注引入数学论文的审稿流程可能造成“数学知识的地缘政治化“——某些国家可能会利用伦理标注来歧视另一些国家的研究成果,伦理将成为学术竞争的隐形壁垒。这条评论在国际社交媒体上引发了两派的对立争论,但草案的起草者也提前预判了这个风险——在草案的导言部分,他们专门加了一段声明:“本建议草案不针对任何国家、任何机构、任何研究团队。数学真理的普遍性是数学最珍贵的传统,本草案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被用于限制数学知识的自由流动。“
宋怀之在中科院的办公室里读到了这份草案的全文和相关的国际报道。窗外清明前的阳光很淡,科学院数学所的灰白色外墙在天空下显得格外沉静。他把草案从头到尾逐页看完,然后打开内部简报的电子模板,在“国际学术动态“一栏中写下了一段简短的批语。
“国际数学联盟发布的关于神经增强技术辅助数学研究的伦理准则(建议草案)——这是此议题在全球数学界首次以正式文件形式被提出。草案的三条核心建议在方向上具有建设性:区分'数学真理本身的效度'与'发现真理的手段是否适当',是处理此议题的合理逻辑起点。虽然草案本身不具有约束力,但它的发布标志着国际学术界在这一议题上已从'争论是否应该回应'进入'讨论如何回应'的新阶段。
从合众国的立场来看,这份草案与中枢在赋分制和条例框架下长期坚持的伦理立场存在逻辑上的一致性——都强调知情同意的完整性、都要求在制度层面保护个体不受非自愿的技术干预。但需要指出的是:草案目前还停留在'建议'阶段——从'建议'到'要求'、从'学术自律'到'制度约束'之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科院将密切关注国际数学界对这份草案的后续讨论,并建议教育部在赋分制的学术研究豁免条款中参考草案的核心原则,为合众国学者在国际学术合作中提供制度性的伦理参考框架。“
他将简报刊入内部系统,然后把草案的打印件翻到最后一页。那里列着草案起草委员会成员的名单——来自不同国家的数学家、法学家、伦理学家。名单不长,只有十几个人,但覆盖了大半个地球。宋怀之用铅笔在这份名单上画了一个极小的圈——把所有人名都圈在里面,然后在圈旁边写了一行小字:“这就是开始。不是约束,不是判决,就是开始。第一步已经迈出去了。“
同一天上午,韩世清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通过外交部的国际学术动态简报读到了这份草案的全文和宋怀之的批语。他把草案中第一条那行字——“尽可能明确地标注技术路径、数据来源和被试知情同意状况“——反复看了好几遍,然后拉开抽屉拿出他之前收到的那份千禧难题被解出的内部简报。简报中摘录了几位国际数学家的公开反应——有人称赞这是“人类智慧的里程碑“,有人追问“这里的'人类'究竟是什么意思“。他把这两份文件并排放在桌上——一份是问题,一份是回应。问题被提出时离现在只有几个月,回应也是几个月。这个速度在国际学术标准的演变史上是极其罕见的——通常,学术伦理准则的演进是以年甚至十年为单位的。
他拿起钢笔,在简报的页边空白处写道:“从'问题'到'草案',间隔不到数月。这不是因为国际数学界突然变得高效——是因为千禧难题被解出的方式让所有人同时感到不安。这种不安不是对数学本身的怀疑,是对通向真理的途径中那些被封装的灰色地带的不确定。草案不是解决——是开始面对。从'有始'到'有终'还有很长的路,但'有始'本身已经是这一步的天花板。“
他写完最后一个字,把钢笔帽旋回去,靠在椅背上。窗外长安街上清明前的阳光已经带上了春天特有的温暖,梧桐树新发的嫩叶在微风中轻轻翻动。他想起多年前他在赋分制公告草稿上写下第一行字时,也是这样一个春天——窗外也是梧桐树新发的叶子,会议室里所有人都听不懂他在说什么。现在另一个领域的第一行字被写下了——不是他写的,是另一群人在另一个国家用另一种语言写的。
清明前一天,京城里的气氛已经开始染上了清明特有那种肃穆而温暖的气息。街边的花店里摆出了成捆的菊花——白色的、黄色的,用旧报纸包着,堆在人行道边上。有些花束里夹着几枝翠绿的蕨叶,作为一种朴素而克制的点缀。长安街两侧的银杏树下,偶尔能看到有人蹲在地上用树枝在地上画圈——那是北方清明祭扫的一种古习惯,在地上画一个圈,往圈里烧纸钱,圆圈是给逝者的地址,圈外的风吹不走给他们的东西。
周雨从学校回来时带回了一篇语文老师布置的清明作文。题目是“清明“。老师说可以写扫墓、写踏青、写给已经不在的人、写给刚刚从泥土里冒出来的新芽。周雨把作文本摊在茶几上,咬着铅笔尾,想了很久很久。
她最后写道:
“清明是给走了的人过的。老师说的。但我不知道走了的人去了哪里。我外公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走了。妈妈说外公是数学老师,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写在一本习题集的最后一页——'数学里没有真正的末位,因为总有一个解法的第一步不在统计中。'我听不太懂这句话,但妈妈说她也是花了很久才慢慢懂的。妈妈说外公的虫洞——他被虫子咬掉的'计'字左边的言字旁——还在那本书里待着。妈妈每年清明都把那本书拿出来翻到最后一页,看看那个虫洞有没有变大。虫洞从来没有变大。它只是在纸页边缘安静地待着——像一个永远张开的嘴,在说一个永远说不完的字。
今年清明,我想画一幅关于根的画。不是小风地上面的部分——叶子长多大了、果实结了多少、枝条探出来多长——是它埋在土里的根系。清明扫墓的时候我们往下看——看墓碑、看泥土、看那些埋在地下的东西。树的根也在地下。小风的根和银杏的根在地下深处交错。它们的叶子在上面共享阳光,根在下面共享泥土。分辨不出哪一条根来自银杏,哪一条来自小风——在它们最深的地方,根缠着根,各自在各自的缝隙里往下扎。
但泥土里不只有活着的根。还有已经死掉的根——那些比银杏更老的树,它们的根在泥土里腐烂了,变成了土的一部分。新的根从腐烂的旧根中间穿过去的时候能尝到它们的味道——旧根虽然已经不在了,但它变成了泥土里最肥沃的那一层。清明是给走了的人过的——但走了的人不是消失了,是变成了土。我们在清明扫墓,其实是在看土——看那些已经变成土的人,还在继续滋养着还没变成土的人。
小风教过我:藏在下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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